民刑交叉新规定，看着挺美，用起来卡壳

作者：李文兵

来源：资产界

2026年9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6〕19号，简称“《民刑交叉规定》”），2026年9月22日实施。《民刑交叉规定》有很多创新及突破，但也留下了诸多未解的问题。整体上，《民刑交叉规定》最大的进步意义在程序上，而在实体意义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司法解释制定机关。要解决民刑交叉，发文机关应当是“两高一部”。民刑交叉说到底是程序衔接问题——法院管审判，检察院管监督，公安管侦查，光靠最高法一家发文件，约束不了检察院，更约束不了公安。

2019年“两高一部”倒是联合发过《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说明在非法集资这种具体领域，三家能坐到一起。

可这次司法解释要解决的是民刑交叉的一般规则，发文主体只有最高人民法院一家。一家发文，管三家的事，拧巴。

二、何为“基本事实”？民事诉讼法解释第333条说了，“基本事实”是指“用以确定当事人主体资格、案件性质、民事权利义务等，对判决、裁定结果有实质性影响的事实”。

翻遍刑法和刑诉法，压根没有“基本事实”这个词，只有“犯罪构成要件事实”。所以本次司法解释里的“基本事实”，到底指什么，不好界定。

再往细里拆。《民法典》区分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和“生效”。“成立”看当事人、标的、意思表示是否齐备，是事实判断；“生效”看是否合法有效，是价值判断。两者都围绕民事法律行为展开。刑法上，犯罪构成要件事实，看的是犯罪主体、客体、犯罪行为、因果关系。

两边一对比，除了主体，交集就一个：行为。同一个行为，民法上产生一个后果，刑法上产生一个后果，这就是所谓的“基本事实相同”。所以，不要去讨论什么自然事实、客观事实、法律事实，就看背后的行为是否相同。

打个比方，高空抛物。人就干了一件事，把东西扔下去。这一扔，民法上叫侵权，得赔钱；刑法上构成高空抛物罪，得判刑。民事案子也好，刑事案子也好，相同的基本事实都是扔东西那一下——扔，这就叫基本事实相同。

三、基本事实认不清，合同效力认定就要炸锅。《民刑交叉规定》否定了“涉刑即无效”的陈旧观念，也规定了常见的几种情形，可基本事实要是认不清，合同效力还是判不了。

比如光大和招行那个经典的同业存款案，案号（2016）最高法民终800号。张磊帮刘孝义骗光大3.5亿，伪造光大公章跟招行签《委托定向投资协议》。招行发现印章不对，张磊又编了份《情况说明》糊弄过去，招行没核实就放了款。钱被刘孝义挥霍了，3.45亿还不上。张磊、刘孝义判了刑，刑事判决说光大银行是被害单位。光大银行拿着真实签章的《同业存款协议》起诉招行还钱，一审说有效，二审最高院说无效，理由是协议是犯罪链条的一部分，“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问题来了。刑事被告是张磊、刘孝义，民事当事人是光大和招行，民刑主体不同。按新规第2条，不构成同一事实，合同效力应独立依民法典判断。按新规第19条，张磊不构成表见代理，《委托定向投资协议》对光大不生效。但最高院在审理这个案子时，偏偏把张磊、刘孝义的犯罪目的，说成是《同业存款协议》的合同目的。

光大签协议是为了收利息，招行是为了吸存款，双方目的都合法。“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得是双方恶意串通，单方无法构成“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这也是新规第18条的规矩。

最高院硬把第三人的犯罪目的塞进合同里，说合同目的不合法，合同无效。这是把犯罪目的和合同目的搅在一起了。按《民刑交叉规定》的逻辑，主体不同，根本不用讨论合同目的和犯罪目的。招行发现印章不符，没向光大核实，还接了张磊的假说明，这是重大过失。可最高院说本案不是侵权之诉，过错问题不审。那招行的过错，到底怎么算？

说到底，最高院自己出的司法解释，跟自己以前判的案子，打架了；无论是在合同法时代，还是民法典时代，最高院对这个案子的判决结果都是错误的，只不过它是最高院而已。这就是基本事实没有说清楚带来的问题。

四、公安机关的干预与案件移送程序。民刑交叉最大的痛点，从来不是“先刑后民”，是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1998年那个《经济纠纷规定》，早就说了民刑并行，可移送机制没写清楚。基层法官案子多，压力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爱往公安推。这是人的问题，不是法律的问题。

新规定了新规矩：法院要审查，审查的标准是“同一事实”。但还有三个问题：

1、公安机关乱发函，没人管。笔者研究了101个最高法的判例，公安一发函，中院驳回起诉或中止审理的，占60%；高院占68.2%。新规让法院认真审查，可法院要是不移送给公安，公安那边怎么通报？公安发函发错了，谁问责？没规定。下级法院通常来说是扛不住公安机关乱发函的。

2、移送完了，没人管。公安立案，久拖不决是常事，理由永远是“案情复杂”。新规只说“不属于同一事实就不移送”，可移送之后，公安不立案、不答复，怎么办？没出口。按照现有规定，公安收到法院移送的线索，十天之内决定立不立案，不立案要告诉法院。可公安不立案，也不告诉法院，谁来管？

3、“一事不再理”，有例外，但门槛高。新规说，构成同一事实，有些情况还能继续打民事官司。可这些“有些情况”，都得公安、检察院出正式书面文件。现实是，公安、检察院经常什么手续都不出。不出手续，案子就卡住了。

五、案外人权利保护的救济途径。案外人，就是没参与刑事诉讼，但对刑事涉案财物有独立权利的人。抵押权人、质权人、买受人、共有人、破产债权人，都算。

现有规定各阶段都有救济路径，但都是纸上的，按阶段捋一遍：

1、侦查阶段，《刑事诉讼法》第117条、《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适用查封、冻结措施有关规定》第51条、《公安机关涉案财物管理若干规定》第26条，给了申诉、控告、上级申诉、检察监督、内部追责几条路。

2、审查起诉阶段，《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555条、第567条、第570条、第645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涉案财物管理规定》第32条，给了申诉、控告、检察监督几条路。

3、法院审理阶段，《刑诉法解释》第279条、第442条、第446条，案外人可以提权属异议、参加庭审、走二审救济、判决生效后要求法院另行处理。

4、执行阶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14条、第15条，案外人可以提执行异议，也可以走审判监督。

本次司法解释，基本是现有规定的重复，没创造新规则。以我的经验看，这么规定，保护不了案外人。

问题出在哪？

第一，案外人连个名分都没有。《刑事诉讼法》第108条写得清楚，案外人既不是“当事人”，也不是“其他诉讼参与人”。能不能参加庭审，全看法院“认为必要时”通不通知。案外人自己没有申请权。法律也没规定，谁通知、什么时候通知、怎么通知。举证、质证、辩论，这些权利，案外人一样没有。实践中，案外人经常被挡在庭审外面，就凭一张书面异议，对抗刑事追缴，根本对抗不了。更糟的是，财物都被处置了，案外人还不知道。等知道了，救济时机早过了。

第二，刑事执行阶段，案外人没法提执行异议之诉。《刑事涉财规定》第14条说，案外人实体权属异议“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处理”。可第225条是执行行为异议程序，管的是程序违不违法，不管实体权利归谁。2025年法释〔2025〕10号倒是规定了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可那是民事执行，刑事涉财执行用不了。实务中，法院要么只审查执行行为违不违法，要么拿物权登记当依据，直接驳回。本次司法解释说，案外人可以向审理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提出权属异议。可现实是，刑事审判庭只审犯罪，不审财产。这事要彻底解决，得等刑事诉讼法出司法解释。

第三，“裁定补正”和“审判监督”接不上。补正裁定只管文字瑕疵，再审门槛高。案外人想通过这两条路救济，难。

第四，刑事裁判漏判涉案财物，怎么办？《刑诉法解释》第446条说了，二审可以发回重审，生效后可以“另行处理”。可“另行处理”什么时候启动、走什么程序、多长时间，都没规定。案外人等不到一个确定的说法。

说到底，案外人既不是当事人，也不是其他诉讼参与人。法律对案外人参与庭审的程序和权利，没规定。法条看上去每个阶段都覆盖了，可程序规则是空的，案外人的权利就是纸上的。这对资产被刑事查封的金融机构、房子被刑事查封的买受人来说，不是纸上的事，是实实在在的麻烦和侵害。

六、损失不确定可以先予执行的范围限于人身损害赔偿。刘贵祥大法官发表于《判解研究》2022年第2辑（总第100辑）的《当前民商事审判中几个方面的法律适用问题》一文中所设计的“先行赔付”的核心规则并未扩大适用于其他财产犯罪领域。但是，财产犯罪领域的先予执行才更具有社会意义。

总之，民刑交叉新规在程序上往前挪了一步，实体上的路，还长。

本文作者：李文兵，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上海总所合伙人，主要执业领域为金融资产管理、财富管理及公司投融资，擅长信托、基金、争议解决。

非诉方面，为资管产品提供“募、投、管、退”全流程法律服务，涵盖房地产信托、不良资产处置及半导体、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领域私募股权投资。

争议解决方面，处理过多起资管计划、私募基金及信托产品纠纷，在民刑交叉案件中经验丰富，善于从刑事控告、程序协调、合同效力认定、涉案财物处置等角度寻找突破口。 

*添加主编微信：wjki200921领资料进特殊资产投资处置交流群

注：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资产界立场。

题图来自 Pexels，基于 CC0 协议

本文由“资产界”投稿资产界，并经资产界编辑发布。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未经授权，请勿转载，谢谢！

原标题： 民刑交叉新规定，看着挺美，用起来卡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