赢了裁决,输了现金:对赌回购执行困局下投资人与创始人的双向自救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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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投资人侧的执行困局与创始人侧的责任边界两个维度切入,剖析回购条款从“签约时的安慰剂”沦为“触发时的空头支票”的法律根源,并结合最新司法裁判趋势与监管信号,为投资机构提供“事前设防”的实操路径,为创始人划定“责任上限”的谈判底线。无论你坐在谈判桌的哪一侧,这篇文章都值得在下次签署对赌协议前重读一遍。

作者:陈超明 陈玉湘

来源:股度股权(ID:laws51)

对赌回购条款在国内一级市场的渗透率已超过九成,但一个被刻意忽视的数据是:进入司法程序的回购案件,平均执行回款率仅为6%。这意味着,绝大多数投资机构拿到的胜诉裁决或仲裁裁决,在现金流意义上接近于零。本文从投资人侧的执行困局与创始人侧的责任边界两个维度切入,剖析回购条款从“签约时的安慰剂”沦为“触发时的空头支票”的法律根源,并结合最新司法裁判趋势与监管信号,为投资机构提供“事前设防”的实操路径,为创始人划定“责任上限”的谈判底线。无论你坐在谈判桌的哪一侧,这篇文章都值得在下次签署对赌协议前重读一遍。

一、一个让GP和创始人同时沉默的数字:6%

2025年底,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向私募股权/创投基金管理人发送了一份《关于私募股权创投基金投资条款的提示》,措辞温和但指向明确:呼吁行业“科学合理”设置回购条款,加强与回购义务人的沟通,“从长计议”解决利益分歧。监管层罕见表态的背面,是一个正在撕裂一级市场生态的现实。

据某律师事务所披露的数据,在近年实现退出的案例中,约五分之一通过回购完成。但更刺眼的是另一个数字:进入司法程序的回购案件,平均执行回款率仅为6%。换言之,投资机构费尽心力拿到的那纸裁决,九成以上无法兑现为现金。

对于LP而言,这是DPI的灾难。对于创始人而言,这是个人破产的前奏。对于律师而言,这是一个充斥着法律技术细节与人性幽暗面的战场。

笔者在某一篇文章中描述过这样一个场景:某深圳创投机构拿到仲裁裁决,支持其向标的公司实控人李某追索4500万元回购款及溢价。执行阶段却发现,李某名下深圳湾房产早已通过“离婚析产”过户至前妻名下,前妻随即以该房产抵押办理经营贷;李某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质押给了其控制的BVI公司;个人银行卡余额合计不足五万元。

这个场景的每一个环节,都对应着一个可以被提前阻断、或被事后追击的法律节点。问题在于,绝大多数投资机构在签约时没有埋下阻断的钩子,在触发时又错过了追击的窗口。

本文试图做一件事:把回购执行困局拆解为投资人侧和创始人侧两套并行的话语体系。投资人需要知道钱在哪里丢了、怎么找回来;创始人需要知道责任边界在哪里、怎么守得住。两者的博弈构成了对赌回购的真实图景,而法律是唯一贯穿始终的坐标系。

二、投资人侧:为什么你的回购条款在执行阶段变成了一张废纸

(一)签约时的三个结构性缺陷

绝大多数回购条款的起草逻辑是“触发容易、执行不管”。法务或外部律师在审阅投资协议时,精力集中于回购触发条件的清晰度(IPO时限、业绩指标、重大违约),而回购义务人的偿付能力与财产透明度往往被一句“实际控制人承担连带责任”轻轻带过。

缺陷一:担保主体虚化。“实际控制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是投资协议中最常见的表述,也是最没有牙齿的表述。连带保证的法律效果是:投资人在裁决生效后可以申请执行保证人的财产。但它不创设任何对保证人财产的监控权、披露义务或处分限制。保证人完全可以在保证责任存续期间,合法地将房产赠与配偶、将存款转入子女账户、将股权转让给关联方。等到执行阶段,保证人“名下无财产”是一个法律上真实、道德上可疑、执行上无解的状态。

缺陷二:配偶签字的效力被高估。许多机构在投决会上会确认“配偶已签同意函”,以此作为风险缓释措施。但司法实践中,配偶签署“知悉并同意创始人承担回购义务”的条款,并不等同于配偶同意以夫妻共同财产承担该债务。某律师事务所的研究指出,当配偶不在公司任职时,“知情”与“同意共担债务”之间存在明显边界,法院通常谨慎认定夫妻共同债务。更关键的是,即便配偶签字被认定为共债共签,执行阶段仍需面对一个现实:夫妻共同财产中属于配偶的份额(通常为一半)不能用于清偿创始人的个人债务,除非该债务被明确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而这一认定,往往需要另案诉讼,耗时数月乃至数年。

缺陷三:缺少强制执行公证。这是最被低估的条款设计。根据《民事诉讼法》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的规定,经公证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债务人拒不履行时,债权人可直接向法院申请执行,跳过诉讼或仲裁的全部程序。在回购场景下,这意味着从触发到查封的时间差可以从12-18个月压缩到数周。对于防止资产转移而言,这个时间差的价值远超任何违约金条款。然而,实务中办理强制执行公证的投资协议比例极低,原因往往是创始人抗拒、公证费用争议或法务流程惯性。

(二)触发后的“黄金窗口”为何总是被错过

回购条件成就的信号通常是明确的:IPO申报撤回、业绩对赌失败、重大违约事件发生。但投资机构的内部决策流程往往与这个信号的紧迫性不匹配。

典型的场景是:投资经理发现触发事件→上报投委会→投委会决定“先协商”→法务发送律师函→创始人回复“正在筹钱”→三个月后正式启动仲裁→仲裁审理6-12个月→裁决生效→申请执行→发现财产已转移。从触发到执行,18个月过去了。 对于有心转移资产的创始人而言,18个月足够完成三轮离婚析产、两轮股权代持安排和一次境外信托设立。

更隐蔽的问题是:许多投资机构在触发后仍然抱有“继续合作”的幻想,担心启动法律程序会加速标的公司死亡,导致回购款彻底无望。这种心态可以理解,但它混淆了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标的公司的经营价值与创始人的个人偿付能力是两个独立的变量。标的公司可能还有救,但创始人个人的资产转移一旦完成,追回的成本将呈指数级上升。

(三)执行阶段的真正战场:撤销权与人格否认

当投资人终于拿到执行依据时,面对的往往是一个“合法但空洞”的财产状况。此时可用的法律工具主要有两个,但都有严格的适用条件。

工具一:债权人撤销权。《民法典》第538条、第539条规定,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无偿处分财产权益,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在回购场景下,创始人离婚时将房产归配偶、将股权零对价转让给亲属、将存款赠与子女,理论上均可被撤销。

但撤销权诉讼的实务难度极高。首先,举证责任在投资人:需要证明转让行为发生在债权成立之后、转让价格明显不合理、受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该行为损害了债权人利益。对于离婚析产协议中的财产分割,法院通常尊重婚姻家事领域的意思自治,除非能证明分割方案“明显失衡”且配偶存在恶意,否则撤销成功率并不乐观。其次,除斥期间是硬约束:自债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必须行使,逾期消灭。许多投资人在执行阶段才发现转移行为,此时距离行为发生可能已超过一年。

工具二:法人人格否认。 2024年7月施行的新《公司法》第二十三条保留了纵向人格否认(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并新增了横向人格否认(受同一股东控制的多个公司相互承担连带责任)。在回购场景中,如果创始人将标的公司的核心业务、资产或利润转移至其控制的其他实体,投资人可以尝试主张人格否认,将责任主体扩张至该关联实体。

这一路径的价值在于扩大责任财产的范围。但它的局限同样明显:人格否认诉讼的举证要求高(需要证明人格混同、过度支配与控制、资本显著不足等),诉讼周期长,且法院对人格否认的适用持审慎态度。广西高院在关于新公司法适用的解答中明确强调,人格否认是“例外规则”,需满足“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结果要件。它更适合作为组合策略中的辅助手段,而非首选武器。

三、创始人侧:你的个人责任边界在哪里,以及如何守住它

(一)一个被忽视的条款战场:“以股权为限”

在投资协议的回购条款中,责任上限的表述方式决定了创始人的个人财产是否暴露于执行风险之下。某律师事务所的梳理将实践中的表述归纳为三类:固定金额上限、定制化责任限制、以及“以股权为限”的模糊表述。

“以股权为限”看似给创始人提供了一层保护,但其司法解读存在严重分歧。物权化解释认为,创始人的责任财产仅限于其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投资人只能执行该股权,不能追索其他个人财产。债权化解释则认为,“以股权为限”仅设定了一个金额上限(即股权的价值),创始人仍需以全部个人财产清偿,直至达到该上限。

最高人民法院在(2025)最高法执复27号执行复议案中,对“以股权价值为限”作出了关键性界定:该表述系责任金额上限,而非执行财产范围限定。法院明确,债权人既可以执行股权,也可以在确定股权价值后执行责任人的其他财产;股权变现的不确定性(如未质押、存在轮候冻结)恰恰构成了保全其他财产的正当性基础。

这一裁定的实务含义极为清晰:如果创始人希望将责任严格限定于股权本身,条款表述必须做到无歧义的排他性。例如:“创始人仅以其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变现所得价款为限承担回购责任,不足部分投资人无权向创始人追索,投资人亦无权执行创始人除该股权外的任何其他财产。股权变现的风险(包括无法变现、贬值)由投资人自行承担。”这种表述在谈判中会被投资人强烈抵制,但它可能是创始人唯一能真正锁住个人资产的文本防线。

(二)“届时持有”的时间陷阱

另一个常见的责任限制表述是“以届时持有的股权为限”。创始人可能设想:如果回购触发时我已经不持有公司股权(例如已被稀释至零、或已转让),那么责任上限即为零。

司法实践对此的回应是分层的。首先,回购义务本身不因股权为零而消灭。对赌回购是合同义务,不因义务人丧失股东身份而自动免除。其次,“届时”的认定时点决定了责任上限的计算基准。如果“届时”被解释为回购义务实际履行时或执行时,且创始人确已不持股,则责任归零在逻辑上成立;但如果创始人以低价或无偿方式转让股权以制造“届时持股为零”的状态,裁判机构倾向于作出对其不利的解释,将时点前移或直接认定股权视为未转让。

对创始人的实务启示是:如果你打算在回购触发前处置股权,交易的对价公允性和受让方的独立性至关重要。任何指向“规避回购责任”的转让安排,在撤销权诉讼或责任上限争议中都会被穿透。反之,如果你因正常的商业原因(如引入新投资人、员工激励稀释)持股归零,保留完整的交易文件和估值依据,是未来主张责任上限归零的基础证据。

(三)夫妻共同债务:配偶签字的真实含义

创始人配偶是否需要对回购债务承担责任,取决于《民法典》第1064条确立的认定框架:共债共签、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债权人证明用于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

实务中最危险的场景是:配偶在公司任职。某律师事务所的研究指出,如果配偶在标的公司担任董事、高管或其他实质性职务,法院可能认定其“深度参与公司经营”,从而将回购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小马奔腾案中,创始人遗孀因被认定深度参与公司共同经营(担任董事、参与重大决策、签署相关决议、出任董事长等)而被判决承担近2亿元回购责任,是这一规则最极端的体现。反之,如果配偶从未在公司任职,仅签署了“知悉并同意”的同意函,法院通常不会仅凭该签字认定夫妻共同债务。

对创始人而言,这意味着两件事:第一,如果配偶确实不参与公司经营,应避免让其在公司文件上出现任何可能被解读为“参与管理”的痕迹(如签字审批、邮件抄送、名片头衔)。第二,如果配偶已经签署了同意函,不必过度恐慌,但应确保签字文本的措辞严格限定于“知悉”,而非“同意共同承担”或“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

(四)监管风向的微妙变化:从“强制执行”到“从长计议”

2025年12月,中基协的《提示》释放了一个值得创始人关注的信号:监管层鼓励管理人在触发回购后,“综合考虑内外影响,妥善解决利益分歧,与实体企业共渡难关”。具体建议包括调整回购目标、延长回购期限、下调回购利率,甚至解除回购协议。

这不是监管在否定回购条款的效力,而是在承认一个现实:当大面积回购触发时,强制执行对投资人和创始人都是最差选项。对于有持续经营价值但暂时无法IPO的企业,强制回购往往意味着创始人个人破产、公司控制权动荡、员工失业,而投资人实际回收的现金仍然少得可怜。监管的“从长计议”表态,为创始人在谈判中争取条款修改提供了政策依据:你可以向投资人论证,继续僵持下去对双方都是损失,而调整回购安排(如延长期限、降低利率、以新公司股权置换原回购义务)是更理性的选择。

四、双向自救:一份给投资人和创始人的对照清单

(一)投资人的“签约前置清单”

措施

法律效果

谈判难度

强制执行公证

跳过诉讼/仲裁,触发后数周内可申请查封

中(创始人通常抗拒,但可换取估值或条款让步)

配偶作为共同债务人签字(而非仅“知悉同意”)

可直接执行夫妻共同财产,无需另案确认共债

高(涉及家庭关系,创始人抵触强烈)

创始人季度征信查询授权

提前发现新增负债、对外担保、逾期记录

低(以“合规风控”为由提出,接受度较高)

核心资产(房产、股权)的处分限制承诺+违约加速到期

资产转移构成违约,触发立即执行,并可作为恶意证据

中(需列明资产清单,创始人可能隐瞒)

“以股权为限”条款的明确债权化表述

避免创始人援引物权化解释逃避个人责任

低(投资人本就希望如此)

(二)创始人的“防御底线清单”

措施

法律效果

谈判可行性

争取“仅以股权变现价款为限,不足部分不再追索”的排他性表述

将个人其他财产隔离于执行范围之外

低(但值得作为锚定条款提出,换取其他让步)

明确“届时”的时点为“回购条件成就时”而非“执行时”

锁定责任上限的计算基准,避免后续股权贬值被追溯

中(投资人可能接受,因其关注的是触发时的价值)

配偶不在公司任职、不签署任何管理性文件

降低被认定为“共同生产经营”的风险

高(完全由创始人控制)

配偶同意函措辞严格限定为“知悉”,不出现“同意承担”“共同清偿”

避免构成共债共签的意思表示

高(投资人通常接受,因其主要目的是知情)

保留所有股权变动的对价公允性证据

在撤销权诉讼或“届时持股为零”争议中证明善意

高(常规公司治理要求)

五、一个被低估的退出路径:为什么“收老股”值得认真对待

在回购执行困局中,一个正在被部分机构实践的替代方案值得关注:由存续期更长的基金收购早期投资人的老股。据证券时报报道,江远投资等机构推出的“摘星计划”,专门针对医疗和科技领域,收购早期投资人或创始人的老股,价格“往往高于回购义务约定的价格”。

这一模式的法律意义在于:它同时解决了投资人和创始人的困境。对早期投资人而言,实现了现金退出,避免了漫长的回购执行程序;对创始人而言,回购义务被新投资人的入股所替代或解除,个人担保责任随之消灭;对新投资人而言,以折扣价格获得了潜在优质资产的敞口。

对于面临回购压力的双方,这意味着在“强制执行”和“无限期等待”之外,存在第三条路。它的可行性取决于标的公司的基本面是否仍有吸引力——如果公司业务已经实质死亡,没有人会来收老股。但只要公司还有经营价值,老股转让就比回购诉讼更接近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

六、结语:回购条款的本质,是风险分配而非风险消除

对赌回购在中文语境中常被理解为投资人的“保本条款”和创始人的“卖身契”。这两种理解都不准确。从法律结构看,回购条款的本质是将IPO不确定性带来的估值风险,从投资人转移给创始人。但风险转移不等于风险消除:当创始人无力承担时,风险会回到投资人身上;当创始人被强制执行至个人破产时,风险会扩散至家庭、员工和供应商。

6%的执行回款率是一个警钟。它提醒投资人:你在签约时以为买到的是一份保险,实际上可能只是一张彩票。它也提醒创始人:你在签字时以为赌的是公司未来,实际上押上的是个人全部。

对于坐在谈判桌两侧的人,最理性的策略或许不是如何在对赌条款中压倒对方,而是共同回答一个问题:如果IPO真的失败了,我们希望以什么方式结束这段关系? 强制执行和资产转移都不是答案。答案藏在签约时那些被忽略的细节里:公证、配偶签字、责任上限的措辞、资产的透明披露。这些细节不会让对赌协议变得更公平,但它们至少能让失败时的结局,不那么难看。

//本文作者

陈超明

■ 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律师

■ 执业领域:股权领域(设计、激励、基金、融资、并购)、境内外IPO、私募基金与投融资争议、民商事疑难诉讼及强制执行、上市公司法律风险防范、股权财税法律事务。

陈玉湘

■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

■执业领域:股权领域(设计、激励、基金、融资、并购)、境内外IPO、私募基金与投融资争议、民商事疑难诉讼及强制执行、上市公司法律风险防范、股权财税法律事务。

注: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资产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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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 赢了裁决,输了现金:对赌回购执行困局下投资人与创始人的双向自救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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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于股权(设计、激励、并购、基金、融资、IPO)领域解决方案设计.微信公众号ID:laws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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