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度股权 作者：陈超明 郭萌萌
来源：股度股权（ID：laws51）
引言：一封判决书背后的资本黑洞
2026年5月8日，甘肃省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6）甘12民终375号终审判决，驳回浙商银行天水分行的全部诉讼请求，认定刚泰控股子公司以4000万元价格转让两家公司的股权行为合法有效。这一判决看似是刚泰控股的一次阶段性胜利——成功阻断债权人通过撤销权追回资产的道路。然而，这场司法小胜背后，是一个发人深省的数字黑洞：该公司曾在2016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为实际控制人、关联方及其他相关方违规提供担保共计21笔，累计金额高达56.34亿元。这些违规担保均未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决策程序，亦未履行任何信息披露义务。
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即便是退市之后，截至2026年5月，该公司仍未披露2022至2025年全部年度报告及2023至2025年半年度报告，累计6份定期报告逾期。2026年开年9个工作日内，已有至少6家上市公司收到监管罚单或立案通知。2025年全年，超80家公司因信披违规被立案，近80家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15家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红线。违规担保——这一看似简单的法律行为——何以成为无数上市公司走向深渊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本文将以刚泰控股的沦陷为入口，从违约责任的横截面解剖、控制权失衡的纵深处透视、中小股东与债权人的双重自救路径、破产重整的再生之门，以及律师视角的法律架构设计五大维度，系统解构上市公司债务困局的法律全貌，并为企业、股东和债权人提供一整套可落地的风险防控与权益救济方案。
一、违规担保的法律解码：上市公司“负债”的合规红线
（一）实体法视角：违规担保的效力认定与民事责任
违规担保的法律效力问题，是整个纠纷的“元问题”。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应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依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二款第十七项的规定，对外担保达到一定金额即应及时披露。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违规担保合同并非当然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零四条的规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外，该代表行为有效，订立的合同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
上述条款的分水岭在于担保债权人的“善意”与否。在刚泰控股的案件中，甘肃证监局已于2019年认定该等担保未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属无效违规担保。这一行政认定的法律意义在于：它为后续的民事追偿诉讼提供了关键的效力判断基础——即担保相对人在签订担保合同时未尽到基本的审查义务，不构成善意相对人。
（二）程序法视角：信息披露义务的“双重刚性约束”
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并非仅指向事后补救，而是覆盖担保行为的全过程。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以及各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对外担保需履行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程序，审议通过后两日内应披露担保事项的基本情况。违反这一程序要求的，将面临行政处罚乃至民事赔偿责任。
上述程序性要求的核心逻辑在于：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转建立在信息对称的基础之上。当一家上市公司为控股股东提供高达数十亿的隐性担保时，其对中小投资者造成的认知偏差，已远非“信息披露不及时”四个字所能概括——这是一场对市场信任的严重侵蚀，是对投资者知情权的最彻底剥夺。
（三）董事勤勉义务与连带责任：谁该为“失控”负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而在违规担保的链条中，往往存在“失守”的董事和忽略风险的高管。实践中，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监管措施已明确：上市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若未尽到勤勉尽责义务，不仅面临纪律处分，在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情形下，还将对公司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相关公司治理制度也明确要求公司全体董事应当审慎对待和严格控制对外担保产生的债务风险，并对违规或失当的对外担保产生的损失依法承担连带责任。这就意味着，公司违规为控股股东提供担保所造成的损失，相关董事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此外，2026年新修订的公司法司法解释四以更严厉的姿态回应了“董监高”的责任问题。新公司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明确规定了横向人格否认制度，即在股东利用其控制的多个公司实施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时，各关联公司之间应承担连带责任。这一规定无疑将“违规担保”与“法人人格否认”的链条拉得更近、绷得更紧。
二、控股股东的“暗箱操作”：控制权滥用与公司的工具化
（一）“一套人马、多套牌子”：当上市公司沦为控股股东的提款机
公司在法律上拥有独立的法人人格，即独立意思、独立财产、独立责任三要素。然而，在实际运作中，控股股东往往通过人事任免、资金调度、业务往来等多种手段，将上市公司的意志架空，使其成为自我牟利的工具。
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1条的规定，“过度支配与控制”主要是指公司控制股东对公司过度支配与控制，操纵公司的决策过程，使公司完全丧失独立性，沦为控制股东的工具或躯壳，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法院在认定“过度支配与控制”时，通常审查以下几个核心要素：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有支配权；公司与股东或其关联方之间存在利益输送，公司核心经营要素转移；股东操纵公司决策、导致公司丧失意志独立性；导致公司债权人利益受损。这四种情形的交织出现，构成上市公司沦为控股股东“钱袋子”的完整图景。
（二）关联交易的实质穿透：担保与资金挪用的合流
在刚泰控股案中，约19亿元违规担保债务，其资金流向并非用于上市公司自身的生产经营，而是被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挪用。这正是违规担保的实质危害所在——它并非上市公司对外经营的附随性负债，而是将上市公司的信用资源异化为控股股东的“私有财产”。
新公司法背景下，这一问题的法律规制有了质的飞跃。新公司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首次以成文法的形式确认了横向人格否认制度，即股东利用其控制的两个以上公司实施滥用法人独立地位行为的，各公司应当对任一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这意味着，债权人不仅可以向上市公司追索，还可以穿透至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关联公司，实现真正的“一网打尽”。
（三）失信被执行人之后：实际控制人的“金蝉脱壳”术
刚泰控股的实际控制人徐建刚，自2021年起被多地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其不仅拖欠银行、信托的巨额债务，还因违规担保给上市公司留下了沉重的累赘。更令人警惕的是，当实际控制人成为失信被执行人后，其完全丧失了通过正规融资渠道向公司输血的能力，反而通过抽逃资金、转移资产等手段加剧上市公司危机。
对于债权人而言，此时“穿透公司面纱”追索股东的路径，往往面临执行与裁判的双重困境。一方面，公司法人人格否认诉讼的证明标准较高，债权人需要提供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混同、过度支配与控制等情形的证据，这对于信息不对称的债权人而言是巨大的挑战。另一方面，即便胜诉，执行对象（即实际控制人）往往无可供执行财产。这就是为什么刚泰控股虽然诉请追偿19亿违规担保债务的诉讼已经开庭，但市场普遍对最终执行效果持悲观预期的深层原因。
三、“铁索连舟”：违约责任的横截面扫描
（一）裁判文书网里的违规担保纠纷统计与趋势
“铁索连舟”是公司控制权与债务深度捆绑的生动隐喻。在刚泰控股的案例中，其债务结构堪称“死亡之握”：发行于2016年的“16刚泰02”公司债券10亿元、2017年“17刚股01”公司债券5亿元均已到期违约；此外，多起金融机构发起的巨额诉讼如定时炸弹般悬于头顶，涉及争议金额动辄数亿元。
近年来，司法实践中对违规担保纠纷的裁判尺度持续收紧。一方面，上市公司仅以“未经董事会决议、信息披露缺失”为由对抗债权人的路径逐渐收窄——如果债权人有理由相信决议已作出且未收到事先通知，担保仍可能被认定为有效，上市公司仍需承担担保责任；另一方面，违规担保引发的连环诉讼已不再是零星的个例，而是演变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诱因。
（二）多行业交叉担保的网络化风险
风险如瘟疫般蔓延。刚泰控股的违规担保网络并非孤立于单个行业，而是通过控制链条延伸至房地产、新材料、矿业等多个领域。这种跨行业、跨行业的交叉担保，使上市公司的风险敞口呈几何倍数放大。
新公司法的横向人格否认条款正是针对这种“多家公司、同一操控”的变相逃废债模式，提供了更底层的穿透性追索工具。实践中，已有债权人在关联公司之间存在资金随意占用、处分，且一套人马多套牌子的混同经营模式下，成功申请认定各个关联公司对任一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然而，现实中以“关联公司”或“子公司”独立意志为挡箭牌拒绝承担债务的现象仍远未消失，大量的债权人在执行阶段依然受困于“债务人无资产可执行”的绝境之中。
（三）债务化解的法律障碍：资产转移、破产程序与监管约束的三重困境
在刚泰控股的重整之路上，存在三道看似无法逾越的法律高墙：
第一道墙是资产转移的合法性认定。尽管子公司以4000万元转出两家子公司股权的交易最终被陇南中院认定为合法有效，但在此过程中，大量核心资产已被司法查封冻结，其折旧和折损已在重整进程中造成了难以计数的损失。
第二道墙是破产程序的参与方博弈。此前，债权人甘肃金舜矿业曾申请对大冶公司进行破产重整，但因证据不足被甘肃高院驳回，最终由其撤回对子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由于大股东迟迟未能就“拿出控制权换股减轻债务”的债权人重组方案达成一致，刚泰控股的整体重整方案仍处于实质停滞状态。
第三道墙是老三板的监管困境。根据《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信息披露办法》，退市公司若持续不披露年报，将面临被摘牌退出的致命风险，彻底阻断其回流主板的最后可能性。多重危机在2026年6月这个关键节点叠加，使刚泰控股的前景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四、中小股东的权利困局与破局之道
（一）“被穿透的知情权”——信息披露违规对股东知情权的侵害
在资本市场的舞台上，中小股东往往居于信息链的最末端。当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违规提供巨额担保却不作任何信息披露时，无异于将中小股东置于“盲人摸象”的危险境地。然而，此类违规事件的传染效应和对公司价值的冲击，只有在年报发布或强制性信披公告时，中小股东才能“后知后觉”地感知到灾难降临。
刚泰控股所面临的困境典型地印证了这种双重风险的叠加：一方面，该公司未及时披露大量担保事项，使中小股东长期蒙在鼓里；另一方面，其违规担保的产生本身就是对股东利益的最大侵害。这种信息的严重不对称，恰是股东最致命的困境所在。
（二）新公司法下知情权诉讼的突破与实践
新公司法对股东知情权的扩张性保护可谓“及时雨”。根据新公司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股东不仅可以查阅会计账簿，还可以要求查阅会计凭证这一底层财务文件。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多次明确，股东知情权为平等保护的法定权利，无论持股比例高低，股东均依法享有该权利，公司不得以“持股比例低、不参与经营”为由拒绝。同时，公司以“不正当目的”抗辩的，需承担充分的举证责任，仅口头主张泄露商业秘密，无客观证据佐证的，抗辩不能成立。
2026年新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对知情权制度作出进一步优化，明确了股东可以委托会计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辅助查阅，并允许股东提前在投资协议中约定合理的知情权查询范围。更重要的是，在司法实践中法院还明确了“穿透查阅”的原则，即股东不仅有权查看母公司文件，在必要情形下还可以直接穿透至全资子公司获取相关的经营和财务信息。
对于中小股东而言，知情权诉讼不再是一块“画饼充饥”的权利摆设，而是一把真正能够撬动矛盾核心的证据工具。当股东能够通过查阅原始会计凭证锁定关联交易中的利益输送行为时，其后续的股东代表诉讼才有了最可靠的基石。
（三）股东代表诉讼：化解公司内部监督失灵的重要救济
如果说知情权是“前端防御”，那么股东代表诉讼则是“后端惩治”中最具杀伤力的维权手段。新公司法司法解释第二十三条至第二十六条系统完善了股东代表诉讼的机制。股东代表诉讼的要义在于：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其他主体侵害公司利益，而公司怠于提起诉讼时，符合条件的股东可以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胜诉利益归于公司。
然而，股东代表诉讼并非能够“一触即发”的速效药。其前置程序要求股东先以书面形式请求监事会（不设监事会时为监事）或董事会（不设董事会时为执行董事）向法院起诉；在相关机构拒绝起诉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30日内未提起诉讼的情况下，股东才能自行起诉。但这一前置程序并非绝对不可逾越——若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股东可以直接提起代表诉讼。
在刚泰控股案件中，约19亿元的违规担保债务因控股股东的直接滥用权力行为产生。如果大股东对公司提起的追偿诉讼进展迟缓或者结果不利，中小股东完全具备通过股东代表诉讼另行追诉和撤换连带担保的条件。但前提是，中小股东必须先主动发力——发送书面请求收集证据、督促内部机构起诉，或者，在事态紧迫的情形下，直接跳开前置程序向法院起诉。这既是法律权利，更是法律责任的担当。
五、债权人的多维突围途径：从债权人撤销权到破产申请
（一）债权人撤销权在债务化解中的价值与局限
债权人为维护自身权益，经常需要先通过撤销权的行使来阻却债务人转移资产的行为。民法典第五百三十八条、第五百三十九条赋予了债权人撤销债务人无偿转让财产或以不合理价格转让财产，进而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处分行为的权利。
在刚泰控股的案件中，浙商银行天水分行就曾主张大冶公司以4000万元低价转出两家子公司股权的行为损害了债权，要求撤销该交易。然而陇南中院以（2026）甘12民终375号终审判决驳回了浙商银行的诉请。由此可见，在具体案件中，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法院需要综合考量转让价格是否合理、债务人是否已丧失偿债能力、转让的时间节点和债权人债权的形成时间等多个要素。
正因为撤销权具有行权时点和证明标准的双重限制，债权人不能仅仅依赖这一工具，而应将撤销权、代位权、破产申请权等多种救济手段组合运用，建立起系统化的“追偿工具箱”。
（二）破产重整程序在债务化解中的战略价值
与撤销权这种“点状攻击”相比，破产重整制度则是一种“面状治理”和“全盘改造”。破产重整的核心在于通过司法力量对企业的债务、资产、股权、经营进行系统性的重组，使处于死亡边缘的企业获得一线生机。
近年来，人民法院在破产重整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ST棒杰的重整案件中，引入产业投资人美年健康，以资本公积金转增约6.5亿股股票的方式，同时解决了债务清偿和业务转型两大核心问题。在长沙某置业公司的案件中，审判法院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撤销宣告破产裁定后，指导管理人设置“现金清偿、以物抵债清偿、等价消费券清偿及债转股清偿”四种清偿方式，普通债权清偿率均在30%以上。而在安徽某纸业公司的破产重整案中，法院在出现原重整投资人违约的情形下，及时引入新的投资人，使重整方案得以高票通过，企业恢复生产经营。
然而，刚泰控股的重整进程却陷入实质停滞：一方面是实际控制人不愿放弃控股权，导致引入战略投资者的方案屡屡受挫；另一方面是年报持续缺失严重影响了投资人的尽调进程和市场信心。对于处于退市边缘的上市公司而言，选择重整还是清算，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时间窗口的博弈——一旦错过6月30日前披露年报的最后期限，公司的老三板交易资格将被取消，重整概率将断崖式下跌。
（三）穿透追责：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实战运用
从解决债权人与债务人的矛盾看，法人人格否认是最具突破力的机制。这一制度的核心逻辑在于：当控股股东利用公司独立人格逃避债务时，法律可以“刺破公司面纱”，让控股股东为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新公司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确立了纵向人格否认的一般规则，第二款首次确认了横向人格否认制度。目前，司法实践中认定人格混同的核心标准是“公司是否具有独立意思和独立财产，最主要的表现是公司的财产与股东的财产是否混同且无法区分”。《九民纪要》第10条将人格混同的具体表现归纳为六种情形，包括股东无偿使用公司资金或者财产，不作财务记载等。
需要注意的是，行使法人人格否认索赔时需同时满足行为要件（股东滥权）、主观要件（逃避债务的故意）、结果要件（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由于外部债权人往往难以获取公司内部的财务信息，实践中举证成为法人人格否认追索最大的障碍。但这也并不意味着这一制度无法生效——关键在于债权人应将尽早发送律师函、申请诉前证据保全、请求法院调查令等取证手段前置，尽量在立案之初就锁定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的混同线索。
六、退市公司重整实务：R刚泰1的教训与启示
（一）退市不等于终结：老三板的法律地位与重整逻辑
R刚泰1的最大遗憾在于，退市不等于破产，退市企业仍可借道“老三板”筹措重组的机会。然而，由于该公司始终未能解决年报披露的“钉子问题”，新业务转型迟迟无法取得有效进展，导致市场信心彻底冰封。
根据相关规定，退市公司仍然享有法人主体权利，可以依法申请破产重整或债务重组。但退市公司有两条致命劣势：其一，老三板挂牌股的交投流动性极低，难以通过资本市场快速补充股本；其二，持续的信披违规及审计范围无法获得保留意见的难题，导致投资人无法对企业经营状况做出准确判断，从而加剧了融资困难。
（二）信披违规与重整破局的根本性矛盾
定期报告是退市公司启动重整的“准入牌”。如果缺乏正常的年报审计，企业无法为重整计划草案中的债权清偿比例、资产估值、债务化解等核心要素提供法定的决策依据。这也是R刚泰1年报长期缺失——累计6份定期报告逾期，直接导致其重整陷入“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死循环的核心原因。
（三）资产管理与利益博弈：从债权人角度审视退市重整企业的抉择
从投资人角度看，退市企业的重整意味着一个三败俱伤的艰难选项：一方面，普通债权人在重整计划草案中往往只能以现金加股票的方式获得部分清偿，如果重整失败，最终走向破产清算，普通债权人的清偿率可能更为惨淡；另一方面，债务人（原控股股东）如果在重整计划中被迫让渡控股权或清退管理层，也会导致其重掌企业的希望成为泡影。但如果真正从法律视角丈量成本和收益，对于大多数退市企业而言，重整计划仍然是引导资产价值最大化、避免无序破产贬值的较优路径。
七、律师视角的“事前防御”与“事后救济”一体化方案
（一）事前预防：股权架构设计与章程特殊条款
如果说诉讼和重整是在“出事后”补救，那么优质的法律设计则是立危墙之下布设的安全围栏。从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入手，可以从根源上防止控股股东“提款”。
第一，应在公司治理规章制度中明确控股股东与其他关联方担保必须经由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双重审批并详细披露。该制度应当对抵押和出质期限作出严格的时间限定，确保担保发生时已有足够的财务分析就债务人的还款能力进行预判。
第二，应当在章程中嵌入“中小股东紧急制止权”，即赋予持有一定比例的中小股东在发现控股股东存在越权担保时提请独立董事直接发起临时股东会决议的优先权。章程还可以约定特殊情况下代表诉讼的前置程序豁免规则。
第三，在企业并购和投资协议缔结阶段，中小股东应当尽力争取知情权、保护性退出权、反稀释条款等有利于自身权益保护的条款。这些看似细微的商业约定，实则能够在股权争夺战中发挥出其不意的防御作用。
（二）事中预警：尽职调查与反担保机制的合规闭环
在企业日常经营中，法务团队与聘请的外部法律顾问应持续监督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重大交易活动。对担保决策的全过程进行复核，并在担保发生时同步完成反担保登记或抵押/质押物的财产查册。持有反担保措施的目的是确保在发生债务人违约时能够及时行使抵押权、质权，不会因为顺位落后而陷入无法执行的风险。
对于独立董事而言，持续关注并评估公司对外担保的规模、信用风险等级和对经营现金流产生的影响程度，是其履行勤勉义务的应有之义。如果在担保事前评估中未能发现潜在的风险点，或者事后不能及时纠偏，独立董事也将面临行政处罚乃至民事追偿的风险。
（三）事后救济：危机发生后的法律应急响应方案
当违规担保的“地雷”已经引爆时，企业和中小股东应当迅速启动法律应急响应机制，其核心步骤应当包括：
第一步，立即聘请有资本市场破产重组及控制权纠纷经验的律师团队进入公司，全面梳理担保合同档案、核查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的决议瑕疵、锁定资金去向等关键证据。
第二步，在法律事实完成初步梳理后，以公司名义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诉前资产保全，对涉案的关联方资产申请查封，最大化降低资产被实际控制人转移的风险。
第三步，启动同步性刑事报案程序。对于涉及金额巨大、社会影响恶劣的违规担保、挪用资金和职务侵占行为，应当向公安机关申请立案调查。刑事调查不仅是追索损失的有效路径，更能给公司争取债务展期和重整准备的时间窗口。
第四步，如果公司董事会或监事会怠于履行或者拒绝起诉违规的关联方或经营者，中小股东应当积极行使股东代表诉讼权，向负有连带责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关联担保中的恶意相对人要求民事赔偿。
结语：法治底线的回归与资本市场的自我净化
刚泰控股的悲剧，是上市公司“泥足深陷”和中小投资者无路可逃的真实写照。从一次次违规担保到信披危机，从债务崩塌到退市重整，每一个环节几乎都在呼唤更严厉的法治监管和更高效的市场自律。
然而，我们仍能从这一案例中找到向阳的维权利器。新公司法对知情权和股东代表诉讼的扩张保护，为中小股东递上了破解控股股东信息垄断的钥匙；重整计划的不断优化与司法实践为濒危企业注入了“换血”的可能；而穿透法人面纱的多层人格否认制度，则在敦促大股东重归对上市公司及全体投资者的敬畏。
对于刚泰控股而言，2026年的6月是决定性窗口期：若无法在6月30日前解决年报披露问题并推进重整，公司将大概率转入破产清算。而对所有站在危机线边缘和已经站在危机线里的上市公司股东及债权人而言，每一点权利的坚守、每一次对信息不对称的有力回击、每一分在早期风控中付出的审慎，都可能成为逆境中撬动天平的那根杠杆。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当法律的设计真正回应资本市场的疾呼，当司法实践中的人人相护与现代公司商法的精细治理合二为一，资本市场的“刚泰们”或许才能避免走入那扇再也无法回头的破产清算之门，而中小股东也才能真正从信息孤岛的牢笼中被解放出来。
//本文作者
陈超明
■ 盈科华南区金融证券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盈科深圳资本市场法律事务中心主任
■ 执业领域：股权领域（设计、激励、基金、融资、并购）、境内外IPO相关法律事务；股权领域疑难民商事诉讼、不良资产领域疑难诉讼及执行法律事务
郭萌萌
■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 实习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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