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沉浮（1979-2008）：信托起源

作者：阿信

来源：阿信杂货院（ID：xintuoer1）

我一直有一个写信托历史的冲动，但是一直没有想好怎么写，因为很多历史上的扣没有解开，担心写不好，但是最近也许是对信托有点心灰意冷，不管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总觉得自己的信托生涯有点垂垂老矣，也或者命不久矣，索性不考虑那么多了，写成什么样算什么样吧，如果不久的将来离开了信托，也算是给自己的信托生涯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不留遗憾。

写作上的整体顺序是信托起源和六次整顿。

无论是起源还是整顿，始终逃离不了的是“改革”，我也会努力围绕“改革”这个主旋律来展开，信托的起起伏伏也是在改革的浪潮中不断完成的，但也可能会因为功力不够的原因讲不好，反正讲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吧，也可能会存在一些历史事实和逻辑上的错误。

我觉得分两篇文章比较好，今天是第一篇:信托的起源。

1 国际信托公司

大家都是知道，中国第一家信托是中信（1979），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个中信指的是中信集团（全称“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而非现在的中信信托，现在的中信信托前身是中信兴业信托（1988），比中信晚了差不多10年，2002年才改名为中信信托。

为了区别，我们这里就把中信集团简称中信了。

中信成立于1979年10月，创建者是当时的全国政协副主席荣毅仁（1993年时担任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在文革的时候受到了一些限制，一直没有复出，改革开放后，中国缺资金缺技术，邓小平便请荣毅仁在中南海吃了一顿火锅，想请荣毅仁出山，帮中国到海外去引进资金和技术。

邓小平为什么请荣毅仁出山呢，因为荣毅仁有两个先天优势：

第一，荣毅仁本身就是资本家出身，作为荣氏家族第三代代表人物，精通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

第二，荣氏家族海外实力庞大。荣氏家族在新中国成立后，只有荣毅仁留了下来，其他家族成员则纷纷出国谋生，经过三四十年打拼，遍布世界各地，从香港到台湾，从美国到欧洲，从拉丁美洲到澳大利亚，哪里有商业哪里就有荣氏家族的影子，因此，荣毅仁可以从家族关系入手迅速打开局面，后来荣毅仁1988年在人民大会堂开了一次荣氏家族大会，到场的荣氏家族成员有8000多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荣氏家族大会，这是邓小平亲自批的，也是肯定了荣氏家族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

荣毅仁也很愿意出山，他提出中国要引进国际资本和技术最好设立一家公司，由这家公司出面来洽谈国际合作，一来把国际合作作为正常的商业行为对待，符合国际惯例，也能减少政治因素的影响，当时国际上对中国红还是比较敏感的，大家愿意和中国谈生意但不愿意谈政治，由一家公司出面会好很多，二来有一家公司横在国家前面，也算建立了一道防火墙。

于是，这就有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至于为什么名字里要加“信托”两个字，我觉得是荣毅仁的经历有关，国民党时期的主要金融机构就是四行两局一库，其中两局里有一个机构是中央信托局，荣毅仁上过美国人开设的上海圣约翰大学，他应该也学过美国信托投资公司的金融课程，因此，荣毅仁对“信托”很熟悉。

也正是因为荣毅仁的这一个个人决定，使中信成了中国信托起源上抹不掉一笔浓墨。

荣毅仁担任董事长，班底成员几乎都是红二代，比如国家副主席王震的儿子王军，他那年已经38岁，后来成了中信的第三任董事长，还有32岁的秦晓，秦晓的爸爸秦力生是王震的下属，秦晓出生时，王震还送了100个鸡蛋，追随荣毅仁的二代们基本属于在文革中荒废了青春，政治生涯几乎断送，于是弃笔从商。

相比于王军，荣毅仁的儿子荣智健反而南下香港，与在香港的族人一起做起了外贸生意，他常年在香港，直到1987年才又回归了中信，成立了中信泰富，但从此以后，在北京生活了三十多年的荣智健很少回大陆，他已经习惯了香港的名模豪车，耐受不了北京冬天的寒风。

中信大门一开，生意纷至沓来，有的是来谈生意的，荣毅仁需要把握好中信和国家信用的关系，既要让外国人相信中信对外代表了国家，又不能赤裸裸的和国家信用挂钩，这就需要很强的话语技巧，不过，外国人也不傻，他们不需要荣毅仁过多解释，自动默认中信和国家的这种默契关系，很快，中信在日本发了熊猫债，把德国技术也被引入了进来，开始和全世界做生意，全世界都知道，要和中国做生意就找中信，中信成了中国在国际上的代名词。

80年代世界经济增长停滞，每个国家都在寻找新的增长点，中信奔向世界，世界敞开怀抱欢迎中国，谁都想得到中国的巨大市场，可以说，80年代改革开放的中国是全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机。

过了几年，中信的公司地址也从崇文门的一个饭店里搬到了长安街的巧克力大厦——中信大厦，中国第一个商业写字楼。

但很快，中信不再是唯一的对外窗口扇门，中国需要打开更多的窗户来呼吸新鲜空气，而国际资本也需要中国打开更多的大门蜂拥而入。

1980年，叶剑英的儿子叶选平在广东成了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对，就是1997年暴雷的广信，差点毁掉了国家主权信用，后来叶选平离开了广信，担任广东省委书记，1997年广信暴雷时，他担任的是全国政协副主席。

刘靖基则创建了爱建集团，爱建集团下面有个爱建信托。

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则设立了康华集团。

刘少奇的大舅哥王光英建创建了光大集团。

王光英和刘靖基都是和荣毅仁一样的红色资本家。

随后大连国际信托、上海国际信托、深圳国际信托等纷纷建立了起来，最后各个省都建立了自己的国际信托公司作为本省对外开放的窗口，名为公司，背后实质都是国家主权信用，所有国家都知道，和这些信托公司做生意就是和中国做生意。

那时候国家有两个窗口，一个是特区深圳，另一个就是这些国际信托公司。

但这只是信托起源的一条线，这条线是以对外开放为主，国内信托还有另一条线，另一条线则是银行改革。

2 银行系信托

历史有一些巧合，1979年，正当荣毅仁准备设立中信的时候，央行正在研究信托在银行改革中的作用。

邓小平说，要把银行变成真正的银行。

1979年，银行已经离开真正的银行太久了，银行经过几次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变成了财政部的出纳，没有任何银行的职能，只负责按照财政部的计划指标放款和收款。

央行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如何建立长期信用机制，进而为国家建设提供长期建设资金。

那时候流行出国热，工业部、财政部、央行等等部门在资本主义国家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到处跑，睁眼看世界，一方面认清差距，一方面寻找办法，颇有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意思。央行在西欧和东欧都没找到答案，最后在日本找到了答案——日本战后重建也需要长期建设资金，依靠的制度便是信托制度，日本是资本主义国家，但日本战后重建本质是国家计划经济，建设资金很多来源于信托资金，这点也很符合我们的国情：计划经济，资金短缺。

央行从日本回来还学会了一个制度，叫“窗口指导”，因为我们总是担心一些政策像放出去的箭，收不回来，但是有了“窗口指导”，便可以准确指挥这只箭的走向和落地，甚至可以回收，这套制度我们一直用到现在。

央行又邀请日本的金融家到央行做培训，我手里有这本培训的小册子，培训分两天，一共四个主题：日本战后重建、信托、人口老龄化，第四个忘了。培训的内容耳目一新，日本很诚恳，讲课内容干货很多，1979年的时候，日本人已经在担心老龄化的问题了。培训完之后，央行决定建立信托制度。

但银行体系的改革太难了，建立信托制度就要从整个银行体系去论证，银行改革困难重重，最终的拍板可能要中央，最后央行行长想了个办法：

“旧制度不动，新制度先行”，在现有银行体系之外建立一套新的信托制度。

就像我们建高铁，原有的绿皮车不动，另起炉灶建高铁。

于是，各个银行开始设立信托公司。

工商银行设立了中国工商银行信托投资公司，下设上海信托公司，上海信托公司又包括虹口分公司、静安分公司（申银证券的前身）。

中国银行设立了中国银行信托咨询公司。

建设银行设立了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信托投资公司。

基本架构都是总行设立一个总的信托公司，信托公司再一层层的设立下设分支机构，看起来总感觉像银行“总行-分行-支行”的组织架构。

那时候中国银行体系的资金流向还是竖向流动，钱到地头死，什么意思呢？比如财政部计划向某企业放贷款，一旦这个计划确定了，银行只能按照计划向企业定向放款，企业收到钱之后只能用于指定用途，如果有现金流回来，要么留存账户，要么还款，这就是说钱只能在财政部-银行-企业之间竖向流动，而不能横向流动，财政部、银行和企业谁也不改变企业的流向，资金没有灵活性，这就造成了资金严重的浪费。

但有了这些信托公司后，钱可以通过信托公司横向流动了。一方面银行将留存资金放在信托，信托可以对外放款和投资，这解决了银行资金不能横向流动的问题，另一方面，企业也可以通过信托发放委托贷款，这解决了企业间资金横向流动的问题。

当信托有了这一特异功能，信托公司立即便在各地开花，从省到市，从市到县到处都是信托公司，银行需要信托公司打破银行体系内的条条框框，在银行外逐步恢复银行的职能。

可以这样说，在银行真正改革成真正的银行之前，银行的职能是由信托公司在承担，也可以说信托是银行的白手套。

这是银行系信托公司的起源，它伴随的是银行体系的改革。

我有时候想，中信的名字里有“信托”其实是具有一定偶然性，因为本质上讲中信并不是真正的信托制度，更多的是国际投行业务，如果去掉信托两个字，中信改名“中国国际投资公司”也不影响他业务的类型，但是银行系信托是真正的信托制度，具有必然性，但是就因为荣毅仁的个人偏好，中国第一家信托公司的名头就被中信抢走了，而代表真正信托制度的银行系信托反而被埋没在了历史尘埃里。

3 地方系信托公司

当银行把信托制度建立起来之后，地方政府也需要利用信托公司解决建设资金短缺的问题。

那时候地方政府都有建设资金严重不足和企业存留资金不能随意使用的矛盾，如何把企业留存资金变成地方建设资金成了一个难题，但很快便有人发现了信托公司可以解决这一矛盾。

地方政府设立信托公司，企业可以通过信托公司发放定向贷款，或者存入信托公司由信托公司统一使用，这样就把地方政府企业的留存资金运用到了建设领域。

这一模式迅速在各地方政府流行起来，省政府设立省信托公司，市政府设立市级信托公司，县里设立县级信托公司，甚至重要的地方国企自己可以下设一家信托公司供自己内部资金调配。

这时候的信托公司充当的更类似于财务中心或者资金中心的角色。

这就是地方系信托公司的起源。

4 中央部委系信托

那么，信托起源有没有第四条线呢？

有！

第四条线就是中央部委。

比如外贸信托（1987），它现在的股东是中化集团，但中化集团是后爸，他的亲爸是外经贸委，外经贸委当时吸收了部分境外资金，然后设立了外贸信托来管理，后来中央要求部委不能经商，中化集团正好缺一个金融牌照，外经贸委便把外贸信托给了中化。

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设立了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1988），是为了承接世界银行农业贷款而成立，王岐山曾任总经理，后改名为中经开，又隶属于财政部，中经开也是95年327国债期货事件的主角。

金谷信托（1993）是在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席陈慕华倡导下设立的。

中信本质上也是部委下属的信托公司。

科技部设立了中国科技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其他部委设立的信托公司还包括中国电力信托投资有限公司、中国教育科技信托投资有限公司、中国旅游信托投资有限公司、中银信托投资公司（隶属于人行、解放军总政和国家安全部）等等。

这些部委下属的信托公司充当的几乎是部委内部的财务中心的角色，那时候还没有财务中心的概念，但功能却是有的。

所以，那时候信托江湖分五大派系：

（1）银行系，这个占绝对主流，均为各银行下设机构，从省到市，从市到县，层层分布，其经营业务实质是银行业务；

（2）国际信托系，原来各省都有，后来整合成了十大对外窗口，引进外资和技术，数量不多，但影响很大，其角色更像国际投行；

（3）中央部委系的，大概十家左右，主要是所属部委的财务中心；

（4）地方系，这个数量也很多，从省到市到县，主要是个地方政府的财务中心。

（5）民营系信托，这是是1990年之后，国家允许民营企业经营金融业务，加上部分信托公司整改，民营系才有了入股信托公司的机会，比如后来鼎鼎大名的德隆信托、泛亚信托等。

虽然大家名字里都有“信托”两个字，但脱了这层衣服，里面却又都不太一样，这些信托公司加起来高峰期有1000多家。

5

话说回来了，为什么有这么多信托公司呢？

因为一直到1988年，国内金融机构除了银行就是信托，没有别的金融机构，第一家证券公司是1988年才有的，第一个基金公司是1990年之后有的，信托几乎承担了所有金融改革急先锋的职能。

银行像个巨无霸，挪一步动全身，慢腾腾的，而信托这个改革急先锋，辗转腾挪，无比灵活，有什么新业务拿不定主意的就让信托来试，国债、股票、企业债、期货，这些新鲜事物全是信托第一个干出来的。

如果你在1990年，一家证券公司和一家信托公司让你选，你会毫不犹豫的选择信托公司，那时候信托公司才是主流，证券公司后来做大做强，那是沾了“分业经营”的光，信托公司不得经营证券业务，所有的证券业务这才统一归拢到了证券公司，那时候信托公司把自己经营的证券营业部不是一个一个的给证券公司，而是一批一批的给，成编制成编制的送。

所以，每次改革试错都是信托去试，这也是为什么每次整改的都是信托，因为所有的错误都只能信托来犯，每一次整顿的重头戏都是信托，那是因为信托是除了银行外最重要的金融机构。

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信托公司的也在不断变化。

国际信托公司随着1997年广信危机而丧失了对外窗口的功能。

银行系信托公司随着分业经营的开展剥离了信托功能。

信托公司也由于分业经营的金融改革将证券业务整体打包给了券商。

中央部委由于不得经商的规定将名下信托公司纷纷划转。

部队系信托公司由于部队不得经商的改革而不得不退出信托公司。

几次金融危机，有的信托公司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如果不是中信的特殊背景，也有可能跟着广信、中经开一样被关停。

1000多家信托最终只剩下了60多家。

2002年之前，中国信托属于投行业务，2002年之后才算是真正开始经营信托业务。

…………

整顿只有6次，但故事很多。

了解了信托的起源，后面再去了解信托的发展就会容易很多。因为逻辑起点你知道了，为什么会犯错也知道了，很多东西是基因带来的，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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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 信托沉浮（1979-2008）：信托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