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金公司“0.17折甩卖”背后：不良资产市场化处置的困局与破局！

作者：王洋

来源：资产界

2025年9月，一则关于消费金融资产转让的消息在业内引发了不小震动。中银消费金融、建信消费金融等头部机构，几乎在同一时段密集挂牌出售旗下不良贷款资产，转让规模累计接近300亿元。更令人侧目的，是其中部分项目的处置折价水平：从0.81折到最低的0.17折不等，甚至有批次资产打包价还不到本金的两成。

这样的数字，既折射出消金行业的压力，也揭开了不良资产市场化处置的尴尬现实。过去几年，消费贷业务在“扩大内需、服务普惠”的政策导向下高速发展，几乎所有银行系、产业系消金公司都曾以两位数的年复合增长率扩张规模。但随着居民负债率攀升、宏观经济承压，再加上共债问题和监管趋严，消金公司积累的不良贷款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在正常逻辑下，不良资产处置应当通过专业资产管理公司（AMC）等机构来接盘，再通过催收、诉讼或资产重组等方式逐步化解。然而眼下，AMC面对消金类债权时同样心存疑虑。一方面，这些债权缺乏抵押物，完全是信用类贷款，回收率远不及房贷、车贷等有担保资产；另一方面，监管对催收手段的限制日益严格，电催失联率居高不下，司法诉讼又周期长、成本高，让处置方望而却步。

因此，即便是中银、建信这样有国有大行背书的机构，面对手中堆积如山的不良，也不得不以“白菜价”打包甩卖，以期快速出清、减少财务报表压力。这背后折射的是一个更深层的矛盾：消金公司的表内风险需要迅速转移，但市场化接盘方的风险偏好和回收能力却难以匹配，导致不良资产在交易环节出现“价格塌陷”。

对于行业观察者而言，这样的甩卖并非单纯的市场行为，而更像是一种无奈的“腾挪”：通过牺牲定价，来换取流动性和资本空间。只是，这种模式如果长期持续，既可能让消金机构陷入“低价甩卖—规模扩张—再次暴雷”的循环，也会让不良资产市场失去合理定价的锚点，形成恶性博弈。

如果说9月那批“0.17折”的甩卖只是个新闻爆点，那么支撑其背后的现实，则是整个消费金融行业资产质量的持续恶化。过去三年，居民杠杆水平不断走高，叠加经济复苏节奏放缓和就业压力加大，消费贷的逾期和坏账曲线几乎呈现出单边上行态势。根据业内披露的数据，部分区域性消金公司不良率已突破7%，远超行业警戒线；即便是工行、建行背景的头部机构，其消费贷不良率也从2022年的不足1.5%攀升至2025年上半年的2.5%以上。

这种上升趋势不仅仅是财务报表上的一个数字，它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资产端的收缩与风控压力的剧烈加大。对于消金公司来说，传统的贷后管理手段已经显得力不从心。电催、信函提醒、上门沟通这些手段，在监管约束和合规成本叠加下，效果逐年下降。尤其是在监管部门对“暴力催收”零容忍的大背景下，行业的催收模式正在急速转型，导致催收效率大幅走低。业内人士坦言，现在电催的失联率超过85%，诉前保全、司法追索的周期往往拉长至两年以上，加之法律费用、执行难度不断上升，最终回收率甚至不足10%。

这样一来，消金公司的资金池就出现了恶性循环。贷款业务依赖的资金来源大多是银行同业拆借或母行输血，一旦不良率攀升，融资成本就会上浮，资本金消耗加剧。而继续扩大规模则意味着承担更大的坏账风险，不扩张又意味着市场份额被蚕食，经营陷入两难。

在这种背景下，市场化处置几乎成为行业唯一可行的出口。通过批量打包，将不良贷款转让给资产管理公司、地方AMC、第三方不良处置平台，换取现金流和资本缓释，成为消金公司最常见的做法。但问题在于，这类资产普遍缺乏抵押物，属于“纯信用债权”，接盘方能否真正实现盈利，完全取决于其催收手段的合规性与技术手段的精细化水平。也正因此，交易价格才会一降再降，出现了低至0.17折的情况。

换句话说，当行业不良率持续上升、资产质量逐渐滑坡，传统催收模式已无法有效支撑回款时，消金公司就只能通过不断甩卖资产来缓解资金链压力。这是一种典型的“被动市场化”：表面上是资产交易活跃，实则背后是风险转移和责任切割的艰难博弈。

消金公司假如大规模甩卖不良资产是“出血止损”，那么买方市场的审慎与挑剔，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场交易的“底价”。在过去的两年里，AMC（资产管理公司）、地方AMC及部分民营不良资产投资机构逐渐成为消金不良的主要接盘方。但他们在入场时几乎无一例外采取“宁缺毋滥”的策略：一边强调批量收购的规模效应，一边用极其保守的现金流测算方法，对资产回收率设定了极低的预期。

这种审慎并非没有道理。消金资产与传统银行信贷不同，它的平均单笔金额小、客群下沉、违约概率高，且回收周期普遍短于银行贷款，意味着“催不回来就是彻底沉没”。对AMC来说，进入消金不良意味着要额外搭建小额分散的催收团队，投入成本远高于收购企业不良贷款的传统模式。因此，他们在评估资产时普遍采取打折再打折的做法。比如，中银消费金融在今年9月挂出的部分项目，资产包面值超过10亿元，但最终成交折价只有0.2左右，甚至出现0.17折的极端情况。

另一方面，市场竞争格局也在“反向挤压”价格。买方数量有限，而卖方则是越来越多的消金公司同时抛盘，这意味着AMC等机构占据着绝对的议价优势。他们往往在谈判桌上要求更高的违约信息透明度、用户画像、催收进展细节，若对其中任何一项存疑，就立刻压价甚至放弃收购。这种博弈结果，就是“地板价”不断刷新，而消金公司只能在财务压力与资本约束的双重夹击下被迫接受。

一个行业观察人士透露，现在的消金不良处置市场，已经形成了一种“买方定规矩”的格局：AMC甚至会直接在合同中设置分层回购机制，把潜在损失部分反推给卖方。这种条款几乎让消金公司没有任何议价空间。对于消金机构来说，本希望通过市场化转让减轻资产负担，但在实际操作中，低价甩卖不仅无法弥补损失，反而加剧了资本金的消耗和资产负面效应。

这种“买方压价—卖方甩卖”的循环，正在让消金不良市场逐步陷入恶性循环：价格越低，卖方亏损越大；亏损越大，卖方越急于出清；卖方越急，买方压价就越狠。久而久之，整个市场不仅丧失了合理的价格发现功能，也使得不良资产处置的本意——优化资产质量、恢复流动性——逐渐演变成了“割肉求生”。

要真正走出困境，就必须正视这种买方市场的压制效应。否则，“地板价”只会不断出现，而消金行业的资产质量修复，可能永远停留在账面上。

消金行业眼下的“不良甩卖潮”背后，真正的深层问题其实并不在于折价多少，而在于风控体系的“先天不足”。从2015年到2020年的粗放式扩张期，许多消费金融公司都曾以“跑马圈地”为首要目标，凭借电商、场景、互联网流量入口，以“快、广、多”为竞争策略。贷前审核更多依赖大数据征信模型和外部评分卡，简单匹配客户画像，而对借款人的持续收入稳定性、负债链条复杂性、消费行为习惯等核心变量关注不足。

在经济上行期或政策宽松期，这种模式尚能勉强维持，因为违约率低，风险暴露慢。但随着疫情后居民收入分化、宏观环境趋紧，加之2023年以来央行和银保监会对征信、催收等监管趋严，大数据风控的缺陷逐步显现——模型滞后性强、变量失真、过度依赖单一维度信用评估，导致风险累积在存量资产里。到了2024年底，不少消金公司才发现，原本自信能“甩包袱”的资产包越来越庞大，甚至超出资本承受能力。

另一方面，贷后管理的短板更为致命。很多机构将贷后视为“外包环节”，主要依赖第三方催收公司，缺乏动态监测与早期预警。比如，借款人是否出现失业、工资延迟发放、信用卡透支率飙升等信号，本应在贷后系统里迅速反映，但在不少公司内部，却要么没有被捕捉，要么信息流转滞后，等到违约正式发生时，资产已经彻底滑向不良。

这种过度依赖转让的思路，看似能“断尾求生”，实则掩盖了风控能力不足的本质。长期留存的不良资产不仅占用大量资金，还会直接侵蚀资本充足率。根据部分上市消金公司的年报数据，每增加1个百分点的不良率，就可能吞噬掉净资产回报率（ROE）的0.3至0.5个百分点。当资本逐步被侵蚀，机构又被迫以更低的价格甩卖不良，形成“坏账越多、资本越薄、处置越急”的死循环。

更值得警惕的是，风控短板导致的风险并不仅仅停留在财务报表上。对于一些背靠大型银行的消金子公司，一旦资本被过度侵蚀，母行势必要补充资本金，而这将放大系统性风险的传导。尤其是在市场利率走低、资产端收益受限的背景下，过度依赖“甩包袱”只会让整个行业陷入“表面轻装、实则空心”的尴尬境地。

可以说，风控的漏洞，才是真正决定消金公司生死的隐形杀手。如果机构不能从源头上补齐贷前与贷后的监测与管理，转让再多的不良资产，也只能算是短期输血，无法从根本上阻止资本被持续侵蚀。

近期消金公司以“0.17折甩卖”不良资产，表面看似市场行为，但深究其成因，既有内部风控短板，也有外部市场结构因素共同作用。首先，内部风控不完善，使得大量存量不良资产积压，迫使机构在二级市场上采取低价快速处置以回笼资金；其次，买方市场抬价谨慎，AMC及资管机构对资产质量审慎评估，普遍低估风险偏好，使得成交价格长期徘徊在“地板价”，形成典型的供需错配。

这种低价转让行为对行业既有正向激励，也带来潜在负面影响。短期来看，它帮助消金公司降低了不良占比、改善流动性，使资本快速释放，缓解资金链压力。但长期而言，频繁低价甩卖会形成价格锚定效应，打压行业资产包市场的整体估值，降低投资者信心，也可能让行业风控意识产生懈怠——“甩卖不良，留给市场消化”成为惯性操作，忽略了贷前和贷后管理改进的重要性。

要打破这一困局，科技与政策双轮驱动成为关键。大数据与智能风控系统，可在贷前建立多维度风险画像，结合信用行为数据、收入流水、消费模式及社交链分析，精确评估借款人真实偿付能力；贷后监控系统通过实时动态分析，可及时识别风险信号，提前介入催收或再结构化方案，从源头上减少资产转让压力。这不仅提高了资产质量，还为市场化处置创造了更好的底层支撑。

政策层面，监管部门可扩大试点范围，为消金公司提供标准化、不良资产处置的政策指导和激励措施。例如，允许资产证券化试点更广泛地覆盖中小消金公司，给予税收优惠或资本充足率灵活调整，以鼓励机构采取分批、结构化的处置方式，而非单纯低价甩卖。通过标准化处置和政策引导，市场价格锚定效应可以逐步改善，同时提高资产回收率与流动性。

此外，多渠道协同也是优化处置效率的重要策略。一方面，消金公司可以与AMC、资管及互联网不良资产平台建立联合处置机制，实现信息共享与资产池化管理；另一方面，可引入区块链、智能合约等技术，实现资产转让全过程可追踪、合规透明，降低交易成本与法律风险。通过科技赋能与政策扶持结合，不良资产的处置不再是单纯的“甩卖”，而是形成一个闭环化、可控化、效率化的市场化流程。

综上所述，低价转让的成因源于风控短板、市场结构与资本压力的叠加效应，而破局的核心在于从源头改进风控能力、借助科技提升监测与处置效率，并辅以政策引导和多渠道协同。只有这样，消金公司才能在保障流动性与资本安全的同时，逐步实现不良资产市场化处置的理性化、可持续化。

注：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资产界立场。

题图来自 Pexels，基于 CC0 协议

本文由“资产界”投稿资产界，并经资产界编辑发布。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未经授权，请勿转载，谢谢！

原标题： 消金公司“0.17折甩卖”背后：不良资产市场化处置的困局与破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