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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阳兵，资产界专栏作者，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盈科粤港澳大湾区企业破产与重组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山大学法律硕士，具有独立董事资格，深圳市法学会破产法研究会理事，深圳市破产管理人协会个人破产委员会秘书长，深圳律师协会破产清算专业委员会委员，深圳律协遗产管理人入库律师，深圳市前海国际商事调解中心调解员，中山市国资委外部董事专家库成员。长期专注于商事法律风险防范、商事争议解决、企业破产与重组法律服务。联系电话：18566691717
作者：王洋
来源：资产界
2025年10月，随着《网络借贷管理办法（修订稿）》正式落地，中国网贷行业再一次站上了重塑与淘汰的临界点。新规明确要求：综合融资成本不得超过年化24%，并强化了借贷撮合平台的持牌管理、资金存管、以及数据安全审查制度。这一条条细则，看似只是监管层的制度完善，实则掀起了一场关乎整个行业命运的“生死时速”。
短短一个月内，多家中小型平台宣布暂停业务、下线产品或申请转型为助贷机构。据行业数据显示，截至10月初，全国存续的网贷撮合平台数量已锐减至不足500家，相较三年前的高峰期下降超过九成。这种“断崖式收缩”，不仅标志着网贷行业的野蛮生长期彻底终结，也意味着整个不良资产处置体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与转型考验。
回顾过去几年，网贷平台曾是普惠金融的重要补充渠道。它让无抵押、无信用记录的小微人群获得了贷款机会，也为部分高风险资金提供了高收益出口。但这种模式的核心是高风险定价与高速流转——当年化利率超过30%、40%时，坏账率依然能被高收益覆盖。而如今，监管红线将综合融资成本压至24%以内，这意味着平台失去了“高息对冲风险”的缓冲区。不良资产率一旦上升，平台将直接陷入流动性困局。
行业人士普遍认为，新规的出台是一场“硬着陆式的再平衡”。监管意图明确——遏制过度放贷与暴力催收，规范资金流向、防范系统性风险。但对于很多中小平台来说，这不仅是合规问题，更是生死问题。过去靠高息驱动的风控模型、资金周转逻辑、资产打包策略，几乎都要被推翻重建。
与此同时，新的风险正在显现。由于部分平台关闭或缩减规模，存量不良资产开始集中暴露。尤其是那些在2023—2024年疫情后放宽授信、快速扩张的机构，如今面对的是双重压力——既要应对监管审查，又要处理堆积如山的逾期资产。据业内测算，仅一线城市平台当前待处置的网贷不良资产余额就超过200亿元，而这一数字仍在上升。
可以说，2025年10月这场政策落地，成为了网贷行业的分水岭：谁能在合规框架下重构风控与资产管理机制，谁就能活下去；而那些依赖高利率、灰色通道、人工催收的旧模式，则将在新规的重压下被彻底淘汰。
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监管要求的“合规”，意味着严格的资金路径审查、信贷信息备案、以及第三方存管，这在客观上延缓了资产流转速度；而市场要求的“效率”，又逼迫机构必须快速清收、盘活不良、稳定现金流。如何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正成为网贷行业能否走出危机的关键命题。
这场变革不是单纯的监管行动，而是一场关于时间、风险与信用的博弈。网贷平台、资产管理机构、以及背后的投资人，都在这条越来越窄的跑道上争分夺秒。
在监管政策趋严、平台数量急速收缩的背景下，网贷行业的不良资产处置进入了一个复杂、缓慢而充满不确定性的阶段。许多业内人士形容现在的处置节奏是“像在泥里跑步”——看似还在前进，但阻力巨大、效率低下。
最直接的问题，就是周期太长。按照最新行业统计数据，从债权转让、司法立案到执行回款，一个中等规模的个人网贷不良资产处置周期平均需要6个月甚至更久。相比于疫情前3个月以内的回收周期，如今的时间成本几乎翻倍。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不只是案件数量的激增，更在于监管要求的平台合规存证、合同审查、数据追溯等环节，都被细化成必须经由第三方审计或司法确认的流程。每一步都增加了时间，而时间本身就意味着成本。
同时，收益的不确定性让投资机构和资产管理公司愈发谨慎。过去，在高利率时代，不良资产包往往能依靠高息溢价、催收分成模式实现快速变现；如今，随着监管明确禁止过度催收和转包式追债，原先的收益模型已经失效。一个曾经被估价为“8折收购、9折回收”的资产包，现在可能需要“5折收购、7折回收”才能覆盖成本，而一旦遇到无法执行的债权，连本金都难以收回。对于那些依赖现金流维持运营的AMC小机构来说，这几乎等同于断粮。
更深层的压力来自法律风险的上升。新规不仅对资金流向提出严格要求，还强调了债权处置过程中的隐私合规与催收合规。一旦出现数据泄露、催收越界，平台及相关资产管理公司都可能被认定为“违规经营”，承担连带责任。过去那种以外包催收、灰色中介为主的模式，如今已成高风险地带。司法系统对债权人权利的保护仍然存在时间差与地域差，地方法院执行难、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依旧突出，许多债权案件在执行阶段“卡壳”，形成了新的风险堆积点。
对整个行业而言，这些痛点叠加，正在形成一种新的结构性困局。资产回收慢导致现金流吃紧，现金流紧张又迫使平台压缩风控预算，进而削弱新业务的合规投入。长周期、低收益、高风险的循环，成为新规之下的隐形陷阱。
而对于资本市场的参与者，这个变化也极具冲击力。过往几年，部分私募基金、地方AMC甚至互联网金融企业，都把网贷不良资产看作一种“高风险高回报”的另类投资；他们愿意在短期内承担催收压力，只为获取高折价回报。但如今，随着时间成本和法律风险被重新计入，这种套利空间几乎被压缩殆尽。越来越多机构开始意识到，不良资产不再是一个“回款游戏”，而更像是一场合规与流动性的拉锯战。
行业在变，逻辑也在重写。那些还想在新规时代继续生存下来的机构，必须接受一个现实：不良资产处置的核心，不再是“快”，而是“稳”；不再是“高收益”，而是“可持续”。
当行业的速度被监管按下“慢键”，真正的问题就变成：在必须合规的前提下，如何让处置效率重新提升？这不是一个靠加班或技术“堆”出来的效率问题，而是需要银行、AMC机构、金融科技公司乃至司法系统共同重塑的一整套逻辑。
眼下，部分先行者已经开始改变传统的不良资产思路。他们不再把债权仅仅视作一串数字或催收对象，而是尝试“资产化”地去运营。例如，一些机构在面对大量网贷类个人债权时，不再单独诉讼、逐案执行，而是将其打包进入资产支持计划（ABS）或结构化信托，通过风险分层和现金流优先级设计，把原本滞留在账上的债权，变成可以流转的金融产品。这种方式虽然前期成本更高，但能极大缩短回收周期，让不良资产真正具备“市场价格”。
与此同时，金融科技正在成为整个行业的润滑剂。过去那种人工催收、纸质证据的处理方式，在今天已不具备效率优势。新一代不良资产管理平台正通过区块链存证、AI风控建模、电子执行系统等手段，把债权的真实性、合同履约轨迹、催收过程记录全部数字化。这不仅方便司法认定，也减少了“证据链断裂”带来的执行失败。更关键的是，科技手段使得资产处置过程的风险敞口被精确量化，从而让机构在定价和回收策略上更有底气。
但技术并不是全部。行业要真正走出困境，还得回到合规与合作的底层逻辑。近年来，不少地方政府开始推动地方AMC与法院系统建立“债权快审通道”，让中小额债权案件能以电子诉讼、批量执行的形式处理，平均结案时间缩短近40%。而银行、消金公司、互联网平台之间，也在尝试通过联合催收与数据共享机制，降低重复诉讼、反复追债的摩擦成本。这种协同机制的核心价值，在于让行业资源不再分散，而是形成“合规共治”的闭环。
当然，效率的提升最终要靠机制上的激励。现在有些机构开始尝试“处置与回报挂钩”的绩效模型，不再单纯按项目规模定奖金，而是以真实回款率、诉讼成功率作为考核指标。这一变化让管理者从“立项冲规模”转向“回收控风险”，整个资产链条因此变得更紧凑、更务实。
可以预见，未来的不良资产处置，将从一次性“清理账面”的被动行为，转向一个更具战略性的金融再造过程。那些能在合规框架下重构流程、引入科技、建立跨机构协同机制的参与者，将在这场“慢周期”的博弈中反而赢得主动。因为监管的真正意图，从来不是让行业变慢，而是让它变稳、变真。
当“速度”让位于“质量”，当“套利”让位于“管理”，网贷不良资产处置的生意逻辑也许正在被重写。但新的时代里，慢下来或许并非坏事——它意味着信任重建的开始，也意味着一场更理性的资产清理，正在成为行业新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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