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话固收 作者：洛洛杨
来源：大话固收（ID：trust-321）
作为中国人民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现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马骏12月18号接受了证券时报专访，内容主要围绕地方隐性债务和城投破产引发的系统性风险。虽说这也许并不能代表官方的言论，但是作为体制内高参，马骏的看法至少表明了决策系统对城投体系扎堆违约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有着相当明确的认知。只不过站在历史的当下，也实在拿不出全盘有效，且不引发大规模负面效应的解决方案。
采访内容分为两个部分：建立系统性风险干预机制和化解地方隐性债务风险，每一部分关于政府平台都有一些深度的见解。
同一地区政府平台的资产负债表应当打通
马骏认为对于金融风险的预警和干预，不能完全靠中央政府和“一行两会”。地方政府构建地方层面的化解机制，其中一项就是“应该尽快打通同一地区政府平台的资产负债表，让资不抵债的部分平台在本级政府层面通过与有可变现资产的其他平台整合来予以化解，而对市政府无法在本级消化的平台负债必须尽快安排其与省级平台整合。”
这也许就是“省级政府对本辖区债务负总责”的初衷吧。如果现在你手头有300万资金准备投一个城投类信托项目，当打开城投公司的财务报表时，你会发现除了区域不同，城投平台的财务结构几乎如出一辙。土地资产和应收账款，占到了全部资产的三分之二甚至更高。应收账款大部分是政府部门或者其他平台的。换句话说，真的把一个地方的城投进行财务合并的话，合并报表可以说就是当地政府财报的半壁江山了。
小固也经常看城投的报表。城投的现金流，是大规模的融资，大手笔的投资，然而经营上就是没有资金回流。你看到的八车道柏油马路，鸟语花香的城市公园，以及大规模的城市拆迁，这些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堆出来的。问题是城投把钱借了花出去，何年何月政府财政把账给平了，那可就是未知数了。
据说有地方威胁金融机构如果起诉平台的话，他们就让平台破产，重新打造一个。也许说这话的相关人员缺乏常识，也许是我们对无赖程度的想象力不够丰富。有的地方说你这个资金投向的是经营性的领域，不归我们管。问题是在这个大池子里，究竟哪些资金流向经营性用途，哪些流向公益性用途，能一一公开，说得清楚吗。恐怕难。
通过平台兼并重组化解隐性债务风险
马骏在这部分讲了一个观点，很值得市场去揣味。
“在全国上万个平台类机构中，只要几个公开违约，就可能导致连锁反应形成扎堆。因此，应尽快制定系统性防范和化解地方隐性债务风险的措施，有效防止出现一批平台违约倒闭的系统性风险。”
这里头有两个意思，一是平台公开违约具有传染性。
标准的城投债暂且不说，非标的信托资管，就以贵州为例，从去年被作为典型的独山、三都违约频发以来，特别是独山一个县的400亿融资震惊了市场，到今年下半年，经济基础相对较好的遵义和安顺主城区也“沦陷”了。
城投的违约呈现出很明显的省域效应。一个县区城投违约后迟迟得不到有效推进，可能会直接影响资金方对整个区域的信用评价，进而影响整个省域内的再融资。由黔东南到黔西北再到黔中，由建制县到市核心区，再到地级市，贵州的违约走的就是这么个路径。这一点对于明年融资到期高峰的其他省份，尤其需要重视。
二是如果真的出现一批平台违约宣告破产，这就属于系统性风险的一种情况了。
由于各地政府隐性债务统计口径不一，全国范围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到底有多大，这基本是个未知数。研究机构给出的数据30-50万亿不等，假设按照下限30万亿隐性债务，困难重重出现10%的不良就是3万亿。一方违约了发现代价也就是那么回事，八方就会赶来重蹈覆辙。什么是系统性风险，这就是系统性风险。从这一点来说，前文中提到的地方人员动不动就说让城投破产重新开设，姑且还是归类于无知而大胆吧。
其实，最近除了马骏之外，还有多位体制内专家对隐性债务问题公开发表看法。12月15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论坛上表示，“我们应该大胆承认，过去两年的经济下行与去杠杆政策失误有关。“只没收地方政府的融资工具，而不调整其行为是本末倒置。中央对地方需求不够理解，每年定一个债务上限，并不能从根本上满足地方发展的需求”，“即便中央政府不承认，地方还是会借债，而且只会借得更花样百出。”
12月17日，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在“地方债市场建设与发展研讨会”的发言中提到，地方债务规模目前不可能得到非常权威的数据，从融资主体和融资工具角度估算，宽口径估算结果约为50万亿，当然，其中有重复计算的部分。其中的隐性债务，是财政、金融两难，都不认它。而地方财政风险如果不考虑隐性债务，就没有系统解决办法。
最后，李扬认为，“政府债务货币化不可避免”，但是要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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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 央行前首席：警惕城投“扎堆”违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