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翔：​破产审判府院联动机制的柳州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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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审判府院联动机制的柳州探索

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四庭副庭长 孙翔

各位破产界的同仁，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能给我这个机会向大家汇报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广西柳州府院联动机制的建设情况。我与破产事件结缘五年有余，在破产审判之外，法院的一些工作也会涉及到府院联动机制，比如执行联动，金融案件审理联动等等。在这些工作中，府院联动都比较顺畅，联动效果也比较好，为什么推进破产审判中的府院联动机制会那么难呢？值得我们深入思考。江浙、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区很早就针对破产府院联动机制开展了有益的探索与实践，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近年来，我院加强了破产府院联动机制建设，逐步丰富府院联动的内涵，形成合力，解决难题，建立破产审判专项资金，制定多项规范性文件，支持破产案件审理工作，妥善解决破产审判中的资产变现处置，破产涉税、重整企业信用贷款等问题。特别是于2018年，我们以柳州市人民政府的名义，出台了《关于破产程序中有关税务问题处理的指导意见》，对进一步优化破产税务问题的处置有重要意义。归结起来，个人认为难以推动破产府院联动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政府主要领导对破产的理解和认识存在偏差。“谈破色变”，错误地认为企业破产就是“死亡”，随之而来会引发企业倒闭、职工下岗等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甚至会影响地方的发展大局。比如广西高院审理过的一件破产案件，2015年向柳州市政府建议立即启动对债务人企业集团的重整程序，但是当时受到市政府的坚决反对，错失了最佳的企业破产重整的时机，但是最后案件还是重整成功了，在我们当地是比较典型的案例。

二、政府部门担当、作为的意识不强。一些政府部门认为，破产程序等同于强制执行程序，法院承担的是指导和推进整个程序决策的职责，破产程序中的所有事项都必须由法院来处理，行政机关畏惧承担责任。我们在沟通中，行政机关的主要态度是“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律没有规定的事项就不能做。

三、法院的主动作为力度不够。府院联动其实是法院和管理人寻求政府协助解决破产衍生社会问题。法院要多沟通、多协调，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多次，需要反复做政府的工作。一些地方法院在推动破产府院联动机制的过程中没有正确摆正自己的位置。

其实破产府院联动机制只是一种手段，主要目的还是要解决破产衍生社会问题。很多相关问题的产生主要是法律配套制度的缺失造成的，政府部门不愿牵涉其中也没有过错，如果政府积极解决，反倒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风险。比如我们柳州中院与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今年联合出台的《关于破产程序中处置不动产办理登记事项的指导意见》，主要就是要解决在破产领域中针对多次查封和抵押导致的问题。在出台这项《指导意见》之前，我们与不动产登记中心，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进行了反复的沟通和协调，不动产登记中心认为按照我国《企业破产法》第19条的规定是没有障碍的，但是在实践中当涉及到其他单位的协调时，特别是破产法院有无权力来解除外地法院以及其他政府部门的查封，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这个问题对我们的日常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我们只能采取与逐家法院与逐家单位进行沟通的方式来解决。本人承办过一件破产案件，相关协调工作进行了七年，查封问题最终也没有解决。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柳州中院与不动产登记部门进行了反复的沟通，力图从源头上来解决问题。

最近我们也注意到最高人民法院与发改委公布的《关于完善企业破产配套制度保障管理人依法履职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征求意见稿）》中，也提出了在破产程序中及时解除财产保全措施的规定。其实严格来说，这一问题不是法律问题，不应当通过破产府院联动机制来解决，目前将其纳入府院联动之中也是无奈之举。

最后，关于建立高效、便捷的破产府院联动机制的途径问题。我认为，需要积极宣传破产法的企业救济和规范退出的功能，破除对破产的错误认识，和政府联动，共同解决破产衍生社会问题。要让政府切实认识到破产制度可以为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所带来的价值，最好的方法就是通过鲜活的破产案例，特别是破产重整案例作为支撑例证。以柳州为例，当地一市属大型国有上市公司从2015年开始陷入经营困境，柳州市政府财政每年补贴该企业15亿元，但是补贴的资金就像石沉大海一样，企业仍然是“半死不活”，法院2017年启动了针对该企业的破产重整程序，有效化解了其财务难题，政府也感受到了破产制度的意义，开始大力支持破产这项美丽的事业。 

我的发言完毕，不当之处，请各位批评指正。